（下） 421

於計算的李修、卜顯兩人，依據我的論述製造了名為《乾度曆》的曆法，上於朝廷。他們的曆法，太陽運動用《四分曆》的基本數據，僅僅增加了月亮運行的速率，用三百年修改曆法的說法，用二元推算七十餘年的天象，誤差甚小，對天體運行的描述可以推演到遙遠的年代。當時的尚書和史官用《乾度曆》和《泰始曆》參校古今記注，發現《乾度曆》大大勝過《泰始曆》，於是上奏它勝過官曆的具體的四十五個事例。現在他們的曆法都還保存着。又同時用古今十部曆法推算檢驗《春秋》，從中可知，《三統曆》最為粗疏。

《春秋》上總共記載了七百七十九個干支日，三百九十三日在《經》上，三百八十六日在《傳》上。三十七次日食。三次沒有日干支。

《黃帝曆》推算四百六十六日和一次日食符合。

《頴項曆》推算五百零九日和八次日食符合。

《夏曆》推算五百三十六日和十四次日食符合。

《真夏曆》推算四百六十六日和一次日食符合。

《殷曆》推算五百零三日和十三次日食符合。

《周曆》推算五百零六日和十三次日食符合。

《真周曆》推算四百八十五日和一次日食符合。

《魯曆》推算五百二十九日和十三次日食符合。

《三統曆》推算四百八十四日和一次日食符合。

《乾象曆》推算四百九十五日和七次日食符合。

《泰始曆》推算五百一十日和十九次日食符合。

八 律曆（下）

《乾度曆》推算五百三十八日和十九次日食符合。

現在的《長曆》推算七百四十六日和三十三次日食符合。三十三日不符，《經》、《傳》有誤；四次日食不符，其中三次無日干支。

漢末，宋仲子搜集七種曆法考證《春秋》，經研究，其中夏、周二曆都與《藝文志》所記載的不同，所以更名為《真夏曆》、《真周曆》。

穆帝永和八年，著作郎琅邪人王朔之造曆》，以甲子爲上元，積九萬七千年，四千八十三爲紀法，一千二百零五爲斗分，沿用其作爲開闢之始。

後秦姚興時，孝武太元九年，即甲申年，天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曆》，大略說：“研治曆方法，先必須細究日、月的運行，然後纔可考天時，下察地化。一旦失去了這個根本，時季節的安排就會雜亂無序。所以仲尼創作秋》，日以繼月，月以繼時，時以繼年，年以，明悉天時是人事的根本，所以歷代帝王都視曆法。自皇羲以來，直到漢、魏，各朝都了自己的曆法，以求與天象相符。考察曆法疏還是精密，祇能用交食作爲判據。然而書記，祇有《春秋》上載有日食，從隱公到哀總計二百四十二年間，日食三十六次，考察、朔，不知道用的是什麼曆法。班固認爲秋》沿用《魯曆》，《魯曆》不正，所以閏月不當。疊以閏餘爲一的這年作爲蔀首，考查秋》中設置閏月的方法，與此蔀首不符。《命》上說：孔子爲了研究《春秋》，曾專門研朝的曆法，使之可以傳於後世。如果真是這話，《春秋》月、日和交食的校正應該用曆》。現考查《春秋》上的交食，與《殷曆》，用《殷曆》考查《春秋》，月朔日多數與秋》不一樣，再以之對比《經》，都多一日，》則少一日。但《公羊》、《經》與《傳》上不一樣，從道理上也說得過去，然而《經》日食於朔日的證據，《傳》卻認爲失朔。服

用太極上元注解《傳》，太極上元乃是劉歆《統曆》所製造的曆元，哪裏能施用於《春秋》？研究《春秋》而用《漢曆》，從義理上來說是差得太遠了嗎？《傳》中不對的地方很多，祇是這件事而已。襄公二十七年冬十一月乙亥日食。《傳》上說：‘日月相會在申，掌管曆法員出錯，兩次失閏。’考察朔日太陽月亮的去分，交食應該在此月，而不是兩次失閏。用劉的曆法考查《春秋》日食，祇有一次在朔日，餘的多發生在月初二，因此劉歆在其曆法後面《五行傳》，著述牽強附會之說：春秋時諸侯不施行德政，所以月亮運行經常緩慢。劉歆不不認為日食不發生在朔日是曆法推算的失誤，而為之作錯誤的辯解。日食發生在朔日，乃是經地義之事，而劉歆反而據自己的曆法非議實天象，這是倚恃曆法而冤屈天。杜預又認爲周衰落，國家動蕩不安，學者們沒有得到當時真施用的曆法，現在傳世的七種曆法，都未必是個王朝實際行用的曆法。現今如果以這七家曆考察古今交食，確信不可能得到驗證，這都是於斗分粗疏所致。《殷曆》以四分之一爲斗分，《統曆》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爲，《乾象曆》以五百八十九分之一百四十五分，現在的《景初曆》以一千八百四十三分四百五十五爲斗分，疏密不同，方法和基本數也不一樣。《殷曆》斗分太大，所以不能施用現在。《乾象曆》斗分太小，所以不能用於古《景初曆》斗分雖然在二者之間，但日所在度仍與實際相差四度，日月虧損，都不在對應位置，假使日在東井宿食，以月驗算，卻在參六度，相差這麼大，怎麼可以用來考察天時人呢？現在研治的新曆，以二千四百五十一分之百零五爲斗分，日在斗宿十七度，天正之首，上推考可以以《春秋》作爲判據，往下可以看是否與現在的實際天象符合。用它來考察《春三十六次日食，正好在朔日的有二十五次，食二日的有二次，在晦日的有二次，有誤的五總計三十三次，其餘日食經中沒有標明日干沒辦法用來考證其得失。圖緯上都說‘三百

改曆法’。以上述新曆施用於春秋時代，日在朔日。從春秋到現在，共一千多年，交會，祇不過三次交食算對，新曆可以永遠施哪裏需要三百年修改一次呢？”

甲子上元以來，至魯隱公元年己未，總共八千七百三十六年，至晉孝武太元九年甲申，八萬三千八百四十一年，算上。

元法：七千三百五十三。
紀法：二千四百五十一。
通數：十七萬九千零四十四。
日法：六千零六十二。
月周：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六。
氣分：一萬二千八百六十。
元月：九萬零九百四十五。
紀月：三萬零三百一十五。
沒分：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一。
沒法：六百四十三。
斗分：六百零五。
周天：八十九萬五千二百二十。一名紀日。

章月：二百三十五。
章歲：十九。
章閏：七。
歲中：十二。
會數：四十七。日月八百九十三年，共四十七分盡。
氣中：十二。
甲子紀　交差，九千一百五十七。

甲申紀　交差，六千三百三十七。

甲辰紀　交差，三千五百一十七。

周半：一百二十七。
朔望合數：九百四十一。
會歲：八百九十三。
會月：一萬一千零四十五。
小分：二千一百九十六。

（下）　　　　　　　　　　　　　　　　　425

章數：一百二十九。

小分：二千一百八十三。

周闊大分：七萬六千二百六十九。

曆周：四十四萬七千六百一十。半周天。

會分：三萬八千一百三十四。

差分：一萬一千九百八十六。

會率：一千八百八十二。

小分法：二千二百零九。

入交限：一萬零一百零四。

小周：二百五十四。

甲子紀　差率，四萬九千一百七十八。

甲申紀　差率，五萬八千二百三十一。

甲辰紀　差率，六萬七千二百八十四。

通周：十六萬七千零六十三。

周日日餘：三千三百六十二。

周虛：二千七百零一。

五星約法，根據行星的出現作為推算的基不繁於上元。然而推步總要追尋到元初，約可在現在施用，探求其中的旨趣，則各有其優之處，所以作者把兩種方法并列。姜岌利用月測量日所在宿度，為研治曆法的人所宗仰。又《渾天論》，於黃道推算太陽的運行，駁斥前的錯誤，所論都很合適。

。

427

九

（上）

人類包含着天地陰陽之間的靈氣，有着悲哀喜悅憤怒的情感。聖人傳下典範，作為人民則，節制他們的驕淫，來防止他們暴亂；崇地，虔心敬奉鬼神，排列尊卑位序，定下夫義，然後對國家對家族，就能够治理好了。
說：“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至於從闢地以來，燧人氏鑽木取火，志向重在謙恭，情懷不在乎玉帛財物，而是在春天的溪澗酌飲清流，在秋天的森林附近放火驅趕封也沒有什麼不完美的地方。軒轅顓頊依從，唐堯虞舜查考古制，傳到興隆的周朝，制度大為完備。既留下了設置百官的榜樣，
了不可更改的法規；又有關於禮的規章三百
各種儀式三千種，都是用來弘揚傳布上天的，調整規範人類的行為。周代末期世風澆薄，王道衰微，事情違背了美好國家的傳統，中連治家之道也已喪失。趙簡子向太叔詢問周旋的禮節，回答說：“那只能叫做儀式而是真正的禮。”天經地義的道理，從此更加無理會。哀公十一年，孔子從衛國回到魯國，探代的典範，傳寫百王的教訓，當時沒有明他的主張無法施行。

如果任情發展，則仁必然被拋到一邊；如果異端作怪，則儒學之風可能被排斥在外。因文帝廢除了兩年的喪制，光武帝將郊祀并成進行。這種迎合時俗的做法，是不值得肯定可是西漢元鼎年間，東漢永平時代，推行尊重士紳，倡導儒學任用儒生，兩漢時代的

九 禮(上)

，在這時期最為美好。到後來山中小魚成了的供品，沼澤的野豬也一反常規，禮樂制度被棄，世風崇尚浮華，不過祭祀的禮儀，大還保存着。曹魏時期，典章制度很好。王高堂隆等人，博學通曉前人的記載，像三千《周禮》，十七篇的儀禮等學問，分別根據的文獻整理後行於當世，這豈不是常稱道的國君遵循堯舜的原則嗎。人們希望天下大可當時趕上的卻不是善政，周代傳下的典行用太多就違反了當時的習俗，但是殘留下篇章典冊裏還是有可供參考的東西的。景初，在洛陽南邊的委粟山營造圓丘，祭祀的那始祖帝舜配饗，玉製的祭器中盛着鮮魚，陶容器中裝着清水，不是士大夫們為他策劃，誰能夠做到這些事呢！

宣帝景帝戎馬征戰，沒來得及制定這方面度。太康年間平定吳國，九州統一，禮儀典集中了，樂器祭器歸屬一處，於是齊魯一儒生們各自攜帶着書籍來投奔。武皇帝也因剛平定寇盜禍亂，想要提倡禮儀規範。那時祀吉禮中，使用的三脊菁茅不加修剪，在日祭天不用大的瑄玉；那時的喪葬凶禮中，穿戴布冠，撤宴減膳。宣揚了一謙三益的道教化就推行開來了。元帝中興晉朝時，事務多要權宜處置，從前的典章制度，幾乎消因此常侍戴邈上朝呈遞表章說：“當今天地，萬物開始興盛，掃蕩近代的流弊，創立千表率。因此崇尚忠義的節操，成就文教的風整理好彈琴的儀容，就能引出和諧的共鳴。”

要用這些來倡導禮儀文明，鼓勵皇帝以身作。穆帝哀帝以後，王道衰落，桓溫掌權，由他自己發出，而有關官員玷污斯文，粉飾，皇帝威風掃地，大臣為所欲為。《記》說：果沒有名位，就不可能推行禮樂。”難道說的這種情況嗎！

晉開始有荀頴、鄭沖制定出國家典章，東晉有荀崧、刁協修訂朝廷禮儀。《周官》中的禮，吉禮、凶禮、軍禮、賓禮、嘉禮，其中中最重要的，莫過於祭祀，所以《洪範》中

上）
429政，第三位的叫做祀。祀，就是用來表達孝奉祖先，和神明溝通的方式。漢朝建立，在殘儒學之後，制度上有很多方面還沒有能够古代的樣子。歷經東京、西京四百多年，故不少改變。魏室接着漢末的大亂，舊的典章被乾净，下令侍中王粲、尚書衛覬起草擬定朝儀。到晉國建立，文帝又命令荀顗接着魏代的事，撰修新的禮儀制度，參考當時情況和遺制，更改其中的章節條文，羊祜、任愷、應貞共同審定，成為一百六十五篇，奏獻上。太康初年，尚書僕射朱整上奏請求交付郎摯虞推敲。摯虞就其當改之處上奏章說：臣整理已故太尉荀顗所修撰的《五禮》，臣認為開創帝業而傳諸後世，是帝王的美事；使禮儀興隆來引導教化，是治理邦國的大事。因此臣以前上表陳述禮儀方面事宜而被延滯，請儘速施行。又認為《喪服》部分疑缺的最多，應當補充并確定。又認為現在的禮制篇幅太多，應當歸類合并。奏章很久沒有得到批示，因而害怕受到忽視。
凡是冠婚祭會一類的吉禮，有關的制度變化很少；至於《喪服》，生活中很常用，但特別容易喪失要旨。所以子張懷疑高宗居喪三年而不說話的事，子思不允許他的兒子為己被休棄的生母服喪，子游認為異父兄弟之間服大功，可是子夏認為應該服齊衰，到孔子去世後門人就不明白如何服喪了。這些人都是聰明通達研習禮制，上讀周朝典章，下從師仲尼，浸潤在聖人訓誡中，講習鑽研了很多年，可是遇到喪事，仍然還是這樣，這說明喪禮容易糊塗，不能不仔細對待。何況從那以後，典章被焚毀散失，離聖人更遠，喪制中的錯謬，就是很自然的了。因此《喪服》一卷，卷帙不足一握，可是爭論解說紛然繁多。三年的喪期，鄭玄說二十七個月，王肅說二十五個月。改葬後的喪服，鄭玄說穿三個月總服，王肅說葬事一結束就不穿了。改嫁了的繼母去世後，鄭玄說應該服喪，王肅說跟着繼母寄居別人家中得到養育

後纔為她服喪。對於不滿八歲而夭折的孩子，鄭玄說孩子生下後滿了一個月就哭他一天，王肅說把哭的日數改成服喪一個月。像這樣的情況很多。《喪服》的本文很簡略，必須有注解纔能弄明白它的內容；後人的解釋欠詳，世人說是子夏作的。鄭玄王肅以《經》和《傳》為本，卻各有異同，天下人都弄不清楚，沒有誰明白哪個正確。然而荀頴祇寫下古代的《經》文而已，完全刪除了子夏的《傳》和前代大儒的注解，那樣做是不可能施行的。到了應用到具體事情上時，自然還要出現不同的解釋，一個那樣說一個這樣說，不能用它來確定制度。臣認爲現在應當參考《禮記》，適當選取《傳》的說法，彌補它的不足，統一其中不同的地方。可以依照王景侯所撰寫的《喪服變除》，使事類條例明白無誤，以此根除疑問爭端，然後使制度沒有兩種形式，全都根據同樣的規定。

另外這部禮規要在天下頒行，所以不應該太繁瑣。荀頴定為一百六十五篇，每篇為一卷，共十五萬多字，臣仍然認爲卷數多文辭繁，大部分都是重複的。試看《尚書·堯典》祭祀山川的禮，祇對東岳詳細列出了犧牲和幣物的數目，陳說了應用的儀式，其餘的就祇是說“如初”。《周禮》中記載祭祀天地五帝和供享先王的禮，對事情相同的都祇說“也和它一樣”，文辭簡約而意思明瞭。如今禮儀情況相同而名稱不同的，就另立成篇，卷帙繁多而不明白。都應該省略文辭溝通事類，根據情況合并它們，事情不同，就列出它們的不同處。像這樣的話，減去的有三分之一。

摯虞將新的禮規推敲完畢後，在元康元年呈他提出的祇有明堂五帝、二社六宗以及吉凶方面的制度，共十五篇。有詔令下來批准了提議。後來摯虞和傅咸接着從事這件工作，沒有告成。中原陷落了，摯虞的《決疑注》，了那時的遺事。到了東晉時期，僕射刁協、荀崧補充整理舊時文獻，光祿大夫蔡謨又接

上）
431做過這方面的工作。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來配上帝，在明堂宗祀文帝來配享上帝。在當時，漢郊禋的制度都留存着，魏對它進行的增損情況很清楚。四年八月，天子到東部巡視，路過繁陽，派執金吾臧霸代行太尉的事，用公牛祭受禪之禮。景初元年十月乙卯，開始在洛陽南面的委粟山營造圓丘。詔令說：“西漢初年，正值秦朝焚書坑儒之後，收集殘存的文獻，以供祭天祀地之用。從甘泉的后土，到雍的五畤，神祇的祭壇和神位，很多都不常見，都因爲設置和廢除沒有常制，一時那樣一時這樣，四百多年，沒有了禘祭和郊儀，古時候歷代都有的事，竟然有了缺漏。
我高祖的世系，是從有虞氏傳下來的。現在祭禮圓丘，用始祖帝舜配享，稱號圓丘爲皇皇帝天。在方位祭祀的叫皇皇后地，用舜的妃子伊氏配享。在南郊祭祀的叫皇天之神，用太祖武皇帝配享。在北郊祭祀的叫皇地之祇，用武宣皇后配享。在明堂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用來配享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日，首次在圓丘祭祀皇皇帝天，用始祖有虞帝舜配享。從正始以後，直到魏世結束都不再有郊祀。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使持節侍中司徒鄭沖、兼太尉司隸校尉李憙捧着皇帝的玉璽和策書，禪位給晉。丙寅，武皇帝在南郊設立壇場，燒柴祭天向上帝報告，當時還沒有用祖先配享。泰始二年正月，詔令說：“有司以前奏議郊祭應用魏的禮儀，朕想到重新制定很難，不如把它作爲定制執行，以至於議論紛紜，沒有及時確定，不能夠按時供饗神祇，用祖考配享。時光流逝就難以追上，減少了對神靈祖先的供饗就難以心安，還是馬上郊祀。”當時群臣又討論，認爲天就是天，王氣因時而異，所以稱號不一樣，其實是同一個神。在明堂宗祀和在南郊祭天，應該除去五帝的神位，五郊時改掉關於五方之星的虛構的稱號，都共同稱爲昊天上帝，各設一個神位就可以了。地郊時又除去用先后配祀的做法。

概同意了。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用以配享在明堂宗祀文皇帝用以配享上帝。這一年的月，有司又奏上一個提議，說古時候營造丘行郊祀是一致的，應該在南郊北郊都營造圓口方丘，另外修建壇場，將夏至冬至時的祭祀到二郊去。帝又同意了，完全和宣帝采用王提議一樣。這個月的庚寅日是冬至，帝親自郊祭天。從此以後，圓丘和方澤不再分別設

太康三年正月，帝親自在郊祭祀，皇太子、們全都侍從祭祀。十年十月，又下詔說經》說‘郊祀時用后稷來配享上天，宗祀時用堂用文王來配享上帝’。可是《周官》說
天時位列上帝’，又說‘祀地時位列四方山
。山川不等於地，那麼明堂上帝就不能是等的。以往衆人提議去除明堂中的五帝神位，禮儀文獻考察是不正確的。況且《詩序》說王武王的功業，是從后稷開始的’，因此推來配享上天。宣帝憑神武創業，已經配享上，又用先帝來配享上天，從道理上來說是不的。還是恢復明堂和南郊的五帝的神位。”

在長安建都，還沒來得及建立郊廟就敗亡

元帝渡江以後，太興二年纔開始商議設立郊規。尚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提議，應當到首都洛陽之後再設置。司徒荀組根據漢獻遷都許昌就設立郊祀，認為自然應當在當地奉祀。驃騎將軍王導、僕射荀崧、太常華中書侍郎庾亮都同意荀組的提議，於是這件就施行了，在巳地設立南郊。當時的制度都常賀循制定的，大部分依照漢和晉初的儀二月辛卯，帝親自郊祀，饗配方面的禮規一從以前武帝首次郊祀的情況。當時還沒有設壇，地祇等神明都和天神放在一起。

明帝太寧三年七月，纔下詔設立北郊，還得及建立而明帝就去世了。到成帝咸和八月，追念前代的旨意，在覆舟山南邊設立了祭天時有五帝和其他的神：日月、五星、二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

上）
433太一、天一、太微、句陳、北極、雨師、雷司空、風伯、老人，共是六十二位神。祭地有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五人帝、人帝的佐臣、沂山、嶽山、白山、霍山、醫無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唐江、先農，共四十四位神。江南各座小山的神位，都是東晉期設立的，正像漢代西京時期關中的小河流有祭祀的位次一樣。這個月辛未，在北郊祭開始用宣穆張皇后配享，這是魏時就有的先不是晉的舊制。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打算在北郊祭祀，有示疑惑的議論。太常顧和上表說：“泰始年間，冬夏二至的祭禮合并到天地二祀的郊祀中去。
郊的時間，古代沒有明文規定傳下來，有的在至，有的在陽氣復歸的冬至。漢光武正月辛開始行北郊禮，這就和南郊禮同在一個月。
與後，各種制度都從簡，將七種郊祀禮合并一處進行，憲章規制還沒有完全制定出來，權應用這樣的禮儀，也是隨時合宜的事。到咸和間，議定另外設立北郊，同在正月進行。魏繼後漢的制度，在正月祭天而用地配享。當時高等人認為按照禮規祭天時不用地配享，並稱《周禮》中三王的郊祀一概用的是夏曆。”於納顧和的提議。當月辛未日進行南郊禮，辛日進行北郊禮，皇帝全都親自參與行祭。

安帝元興三年，劉裕討伐桓玄，打跑了他。
即，在南郊以大功祭告於天。這一年，帝落難陵沒有返回。第二年應該進行郊祀禮，朝中認爲應該依照《周禮》，由宗伯代行主祭，三公執行祭事。祇有尚書左丞王納之說：“既要祭天，自然是天子南面而治的時候，有國君那裏，稟承旨意去執行，有什麼可討論的。是該郊祀，哪裏能像今天這樣商議決定呀！”的人又說：“現在就應當郊祀，所以承奉以的禮制而可以讓三公代行其事。”納之又說：天為至尊之事，祇能由一人為之，所以不是子不能祭祀。庶人以上的人，沒有不是祇行蒸祭禮的。嫡子在外，就由庶子執行，還沒有

九 禮(上)

親身接受了上天的使命卻可以去祭天的人。”

又說：“武皇接受禪讓，在二月郊祀；元帝！，在三月郊祀。如今郊祀的時候還沒有過天天盼望皇帝回來，不要做那種提前的事，皇帝返回以後，再不能親自奉祭。”於是聽納之的意見。

郊祀廟祭時用的犧牲幣帛玉璧玉器的顏色，明文規定，但是秦多用赤毛黑鬣的駒騅，漢說用牛犢，不管它的顏色。東晉時期南郊祀郊祀都用玄色牲口，明堂祭和廟祭社祭都用犧牲。

禮規中有如果有事要告訴祖先應該在社廟祭條文，沒有在郊廟祭告的規章。漢代的儀典，天子去世後，讓太尉在南郊把給他的諡號給上天和亡靈，其他的就沒有聽說了。魏文初四年七月，帝將要去東方巡視，因為大出發，派太常用一頭大公牛到南郊祭天。到崩後，太尉鍾繇在南郊告諡於天，都是因爲事而郊祀。東晉時期廢置了這些禮儀。

禮的規定，春分時早晨在東邊祭太陽，秋分昏在西邊祭月亮。漢武帝在泰時祭天，清晨宮出門，朝東向太陽行揖禮，當天黃昏朝西亮行揖禮。利用郊祀的日子，幷不到東邊或去行祭祀禮。以後就在清晨和黃昏進行經常拜禮。所以魏文帝的詔書說：“漢氏不在東祭太陽，而是早晨或黃昏在宮殿的前邊朝東西拜祭太陽月亮，煩瑣粗俗像是普通人家做，不是事奉上天和神交往的正道。”黃初二月乙亥，在東門的外面朝祭太陽，這又違背二分的時候祭拜日月的禮規。魏明帝太和二月丁亥，在東邊的郊外朝祭太陽，八月己在西邊的郊外夕祭月亮，這纔符合古禮。到帝太康二年，有司奏報說，春分時依照舊帝要去朝祭太陽，因爲氣候冷暖不合適，可必親自出城。詔書說：“禮儀應當持之以恒，像奏告的那樣做了，和已故太尉撰定的禮規，又成了沒有定制了。以前正逢國難還沒有，所以常常聽從你們的奏議，如今戰事已經，祇有這些事是最重要的。”根據這道詔書，

上）
435又親自朝祭太陽。這一條後來給廢止了。
禮的規定，“郊祀后稷來配享上天，在明堂史文王來配享上帝”。魏文帝即位後，用漢代堂禮儀卻沒有配享的。明帝太和元年，纔堂宗祀文帝，齊王也實行這種禮儀。
晉朝初年用文帝配享，後來又用宣帝，不久文帝配享，其他方面沒有什麼變革。這樣看祀和明堂的禮儀中，在配享方面，情況是不的。墊虞的意見認為：“漢魏的舊例，在明祀五帝的神靈。新禮的規定，五帝就是上就是天帝。在明堂中去除五帝的神位，祇祭。案仲尼說‘郊祀后稷來配享天，在明堂宗王來配享上帝’。《周禮》上規定，祀天時旅帝，祀地時旅祭四望。望不等於地，那麼上等於天，就完全可以清楚了。在郊外圓丘的，掃乾淨一塊地方就地設祭，貢奉的犧牲用蠶和栗子，器皿用的是陶器之類，事物返它開始的樣子，所以用遠祖配享。明堂的祭陳列各種物品作為供品，玉器犧牲都獻上，祭器成行成列，禮儀方面人間和鬼神沒有區所以用較近的祖輩配享。郊丘明堂祭壇神居然不一樣，犧牲牢畜祭品器物，粗劣和精全不同。而且用祖輩一同配享，不是說尊重的美德，三天裏兩次祭祀，不是說不過分的。那不是一個神，也就很清楚了。以往在上期，活着是明王，去世後就和五行相配，所昊和木相配，神農和火相配，少昊和金相顓頊和水相配，黃帝和土相配。這五位帝是配享上天的神，一同在四郊祭祀，在明堂。祀天的時候，穿大裘而戴冕，祀五帝時像這樣。有人認為主宰五精的帝王，是輔佐化育萬物的。前代相傳下來，沒有人廢除晉的初期纔聽從了不同的意見。《庚午詔書》，明堂祭祀和南郊祭祀時去除五帝的神位，祀天神，新的禮規採用了它。以前太史令韓書提議，應該照舊例祭祀五帝。太康十年，已經施行。應該制定新的禮規，在明堂和郊祭祀五帝就和舊儀一樣。”詔令批准了他的。東晉時期，沒有顧得上施行。

第九 禮(上)

漢的禮儀規定，太史每年呈上當年的年曆，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之前常常要宣讀關於五時的政令，皇帝穿的服裝，分別依從五時的顏色。皇帝就坐，尚書令以下官員各就各位。尚書三公郎將令放在案上，捧着進去，在各自的席位上讀完後，賜給一卮酒。魏氏常常施行這種禮。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官說：“現在祇讀到讀春夏秋冬四時的政令，至於穿黃色服裝的政令，單單缺了沒有讀，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常侍領太史令高堂隆認為“黃色在五行當中是代表中央土的，在四季中各有十八天。土生於火，所以在火主事的末期穿黃色服裝，其他三個季節就不這麼做。有關的政令就隨着四季發布，不根據五行來發布，因此穿黃色服裝卻沒有政令”。這說明魏氏的時候不讀大暑令。

到晉承受天命，也有那些制度。傅咸說：“立秋這一天，白色的車輛在宮廷中閃耀，白色旌旗在玉階前陳列。”那麼那一天的旌旗和車都是白色的了。成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有司奏請讀秋季的政令。兼侍中散騎常侍荀奕、兼侍郎散騎侍郎曹宇反對說：“尚書三公曹奏讀秋季政令，儀式方面的舊有典章中沒有這樣規定。臣等人根據光祿大夫臣華恒的提議商議：武皇帝因為秋夏盛暑，常常空缺而不讀政令，在春冬季節就不取消這一活動。先王之所以隨著季節讀政令，是因為在天時到來時遵奉天道，是使服色正確並表示尊敬莊嚴的大事。如今許多典章多半已不合舊禮，加上天氣炎熱異常，臣等認為可以按照華恒的提議，依從舊例不讀政令。”詔令批准了。六年三月，有司上奏說“本月十六日立夏。如今正服逐漸完備，四季都讀政令，這是敬述天和使國家興隆的方法，因此提議應當讀夏季的政令”。奏議被批准了。

《禮》書上講孟春之月，“於是選擇吉日良辰，天子親自背着耒耜，把它們放置在副車的車旁邊，率領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藉田”。到後來滅學術，那些禮儀長時間被廢止。漢文帝以後纔實行這一典禮。魏的前三位皇帝，也都親自作藉田。

上）
437

到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請在開始耕作時同祭先農神，可以讓有司執行這件事。詔令“國家的大事，在祭祀和農事方面。因此古的聖王，親耕藉田，用來作為郊祀廟祭時的供并且以自己的行動來教育感化天下的人。近以來，耕種藉田祇限於下地走幾步，空有慕古名，並無供奉祭祀鼓勵農耕之實，不過是興師徒費錢財。如今遵循千畝藉田的周代制度，和群公卿士們親自體會務農的艱難，來為天下收表率。主辦的人詳細修定有關制度，去河在東郊的南面，洛水的北面找好田地。如果有官田，就根據情況調整更換，不許侵占百姓日地。”於是皇帝乘坐木輅車去耕作，用太牢己先農神。從惠帝以後，這些事就廢置了。

東晉時期元帝打算恢復耕種藉田的制度，尚下文書徵詢“耕種藉田時皇帝是否應該親自祭先農神”？賀循回答說：“漢的禮儀中沒有關至尊應該親自祭祀的條文，但是《周禮》說王祀四望時穿毳衣戴冕，祭祀社稷和五祀時戴秀飾的禮帽，根據這點不能說沒有親祭的道應該增訂兩條禮儀規定。”賀循等人奏上的又不够周詳得當，事情終於没有施行。後來又想實行那種儀式，也沒有能夠如願。

漢的禮儀規定，縣邑一級的地方上通常在乙這天祠祭先農神，並在乙方田地上耕作，在丙這天到戊方田地上祠祭風伯，在己丑這天到丑地上祠祭雨師，犧牲都用羊和豬。立春這一都打着青色旗戴着青色頭巾到東郊外的田野舉行迎春祭禮。迎春的人向他祭拜後回城，不獻祭品。其他三個季節不迎。

魏時雖然天子行耕種藉田的禮，各藩鎮卻沒行諸侯要耕種百畝藉田的禮。到武帝末期，上奏說：“古代諸侯耕種百畝藉田，親自執相生產來供奉社稷宗廟，以此鼓勵倡導從事生産。現在各王治理自己的王國，應該依照實行耕種藉田的制度。”但是最終沒有施行。

《周禮》規定，王后帶領命婦們在北郊祭漢的禮儀規定，皇后親自到東郊的苑中采在蠶室祭蠶神，叫做苑寘婦人、寓氏公主，

九 禮(上)

時用少牢做犧牲。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中宮皇后在北郊祭蠶神，是依照周代的典章。

到武帝太康六年，散騎常侍華嶠上奏說：「先王的制度，天子諸侯親自耕種千畝藉田，皇后夫人親自從事養蠶采桑。如今陛下憑着聖明至德，遵循先王的傳統，皇后體現資生大德，合於天地乾綱的道義，然而坤道還沒有光大，蠶禮還不足。因此認為應該依從古代的先例，實行這些典禮。」詔令說：「以往天子親自耕種藉田，用來奉神明，后夫人親自養蠶，用來準備祭祀時的衣服，是用這些行為來遵行孝敬，宣揚教化。
藉田已有制度，可是蠶禮沒有施行，是由於政務繁多，沒有顧得上施行。如今天下太平了，應該遵行禮儀來昭示四海。將仔細依從古代典章，加上近代的先例，來考慮現在的情況，明年施行。」於是在西郊行蠶禮，這是要和藉田禮的方位相對。就讓侍中成粲草擬有關儀式條文。先蠶壇高一丈，邊長二丈，向四方伸出階，臺階寬五尺，在皇后采桑壇東南方向的宮外門的外面，而往東南距離帷宮十丈，在蠶宮西南，桑林在它的東面。選擇列侯的妻子共擔任蠶母。蠶將要出生的時候，挑選吉日，戴十二笄步搖，按照漢魏先例，穿青衣，以油彩描繪的雲母安車，用六匹淺黑色馬駕女尚書戴着貂蟬佩璽陪著乘坐，車上裝着筐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太夫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歸、命婦都步搖，穿青色衣裳，各自裝載着筐鈎隨從行。采桑前兩天，蠶宮生的蠶放在薄上。采桑天，皇后還沒到，太祝令在天剛亮的時候用牢告祭，由一名謁者監祭。告祭完畢撤去供將剩餘下來的供品分發給隨從采桑和侍奉告人。皇后到西郊登上先蠶壇，公主以下的人排列在壇的東側。皇后面向東親自采桑，采桑枝的桑葉，妃嬪和公主們各采五條桑枝的，縣邑君以下的各采九條桑枝的桑葉，都將交給蠶母，回到蠶室。事情完畢，皇后回來後，公主以下的人纔就座，設宴席，按等級絹。

(上)
439前漢祇設置官社而沒有官稷，王莾設置官後又撤銷了。所以漢到魏時期祇有太社有稷，而官社沒有稷神，所以常常是兩個社神一個神。
晉初仍用魏制，沒有增減。到太康九年，改宗廟，而將社稷壇和宗廟一起遷址。於是下詔“社神其實是一個神，現合并兩個社到一處吧。”於是車騎司馬傅咸上表說：《祭法》對王社和太社，分別有相應的敘述。天子要恭敬地從事郊祀和廟祭，所以戴着帝冕而親自耕作。親自耕作的原因，就是表示重視祭祀的供品。親自耕作所以親自供奉，為自己立的社廟，是要耕種藉田來供奉的。國家以人為根本，人以糧食為命根子，所以又為百姓立社廟來祈禱供奉。情況不同供奉也不一樣，這就是為什麼有兩個社廟的原因。
王景侯論議王社的時候，也說是春季祈禱藉田豐收，秋季將收成供奉給神明。論議太社時，卻說王者關心畿內，為百姓立社廟，稱為太社，不再在京城為自己立社廟。
景侯的這種觀點是根據《祭法》提出的。
《祭法》：“大夫以下的人到一定數量後就立社廟，叫做置社。”景侯解釋說：“就是現今的里社。”景侯解釋《祭法》，是將置社作爲人間的社了。可是在別的討論中又將太社作爲人間的社，不明白他這是什麼意思。太社，是天子替百姓去祭祀，所以稱爲天子社。《郊特牲》說：“天子在太社祭祀，必然會受到霜露風雨。”由於各種姓氏的人很多，王者就統一爲他們立社廟，所以稱作太社。
如果是置社，那數量是不一致的，大致是用里的地名作爲名稱，《左傳》中提到的在澶丘的社結盟就是這種情況。普通民衆的社廟，既然已經不稱作“太”了，如果又不在京城立廟，那到什麼地方立呀！
《祭法》又說，王爲各姓立七祀，王爲自己立七祀。說爲自己，就是爲自己去祭祀；爲各姓，就是爲各姓去祭祀。太社和七

九 禮(上)

祀在記錄錄的行文上看正好是一樣的。解釋者對這一點沒了辦法，於是說填典古籍當中是祇有五祀，沒有七祀的。我認爲祭禮中，五祀是國家的大祀，七祀就是小祀。《周禮》上提到的祭禮中凡是小祀，就都是玄冕一類的冕服。景侯解釋大厲時說：“就像周時的杜伯，鬼魂如果有了歸宿，就不會成爲厲鬼。”如今說沒有二社的人聲稱是景侯的主張，《祭法》不說沒有二社，卻說“是口頭傳說而沒有有關的文字記載”。憑景侯的明達，尚且用比擬的方式來進行解釋，而有人想要憑口頭的意見廢除有明文規定的典章，像這樣就不僅是二社應當受到重視，景侯所作的解釋也是不能輕易廢除的。

不久前接受到敕令，《尚書·召誥》就在新邑進行了社祭，祇用一套太牢作祭品，正是不進行二社的明證。考《郊特牲》說社稷祭祀用太牢，如果一定要援引一套太牢的記載來證明社祭中沒有二社之說，那麼稷祭中就沒有用犧牲了。解釋的人說，舉出社祭了那麼稷祭的情況就可以知道。如果可以舉出社祭來說明稷祭，爲什麼不可以舉出一個祭禮來說明二社之禮呢？邦國的大事，就在祭祀和戎事上。如果有二社的祭禮卻廢除一個，不如多祭來保存它。何況保存它有依據，而廢除它沒有依據呢？

《周禮》中記載封人執掌設立社祭壇四周的矮土墻，沒有提到稷。如今帝王的社廟中不設稷神，大概就根據這個記載。然而國家主祭社稷，所以經傳文獻中動不動就提到社稷。《周禮》中記載王祭祀社稷時就戴絺冕，這是王的社廟有稷神的明文。在封人執掌社壇的記載中沒有提到稷，解釋的人認爲是省略行文，根據上文就可以推理出來。建議應當仍舊設立二社，而在帝社中增設稷神。

當時成粲提出景侯論述過太社不立在京都，推翻鄭氏的學說。傅咸再次上表認爲：“要成粲的說法，那麼景侯的解釋就會因此而被